粗談中國知識分子五病 李敖

中國知識份子在談到本身的時候,總喜歡冒出一股特別之氣。舊式一點的會冒出「萬般皆下品」,新式一點的會冒出「我們讀書人」如何如何。這一股特別之氣,常常把自己裹住,神氣活現,自成一種人。

   這一現象,有著明顯而深遠的歷史背景。中國知識份子的前身相當於古代的士、士大夫、士君子、君子、儒、書生。這一種人,在歷史上的地位大致是: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權,不當兵、不納稅、不種田、不做工、主持輿論(好一點的是「清議」)、影響司法(壞一點的是「訟師」),進而重舉應辟、做官行道(好一點的是「清官」,壞一點的是「巧宦」);退而傳經授徒、弄月吟風、「忍把浮名,換做淺盞低唱」。至於真正懷抱大智慧大原則而殉道如李卓吾者,畢竟極少。能做到獨善其身、隱沒山林,已經不錯了。

   造成中國知識份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:一是農業社會,二是威權局面,三是文字艱難。農業社會和威權局面,需要的是一種「知命」、「務本」、「保守」、「服從」的架構,這一架構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鉞,「馬上得天下」並不能「馬上治天下」,要想得而治之,就得下馬請教書生,要書生製造抽象的架構去平衡,去控制。據說書生也有「馬上」的時候,所謂「上馬能擊賊」之類。不過那時候,國不亡也差不多了。而該書生上馬之前,照例又「倚馬」萬言一番,恐怕萬言未了,早已被賊所擊,最後命短的自然「罵賊而死」;命大的只好「奈何從賊」了!

   中國知識份子的處境,一直以來源自一個古老的公式,這個公式是:


         ˊ成則為王
知識份子+威權者=
         ˋ敗則為寇

不論為王為寇,知識份子最後為威權者所乘則一。不論自古以還,其名位是「文學侍從之臣」、大學校長,或是什麼物理學家、理財專家,或什麼賦稅改革家。有幾個知識份子能逃掉不為威權者鷹犬之譏?或能逃掉不扶同為惡之譏?

   探討中國知識份子陷入這一病態的原因,該是一件非常值得嘗試的事,嘗試所得原因可有五點:


一 拙於謀生

   早期知識份子的特色是「四體不動,五榖不分」。既不屑為工農,又看不起商賈。他們的生活,經常要仰賴於威權者才能解決,或為所從之臣或為被養之士。為五斗米折腰,自然難免。於是一切理想抱負,也都化為威權者的因變數。偶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人,退而歸園田居,卻也有將蕪之田園,盈樽之老酒,供他傲嘯山林,採菊籬下。且仗民間對知識份子的禮遇,到處可吃到不花錢的狗肉。更等而下之的,也可在揚州二十四橋白吃白嫖,「小紅低唱我吹簫」,做紅顏知己。今也不然,今日知識份子甚至連白吃白嫖的禮遇也得不到了,燈紅酒綠之處,早無知識份子的份兒。又加上多年的戰亂,知識份子最後退隱的將蕪之田園也不知去向,連「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飯」的賭氣話都不敢說,自己的胃,跟威權者的威權成一直線,一點抗衡的餘地都沒有了。於是,一切什麼「合則留,不合則去」、「難進而易退」等骨氣,都免談了。


二 急於用世

   上面的謀生問題,有的知識份子倖能解決,可是另外一個問題又來了,那就是「懷才不遇」、「不甘寂寞」的問題。當年孔老夫子早有「我待賈者也」的感嘆,並且一輩子悽悽惶惶,目的在得「用我者」的賞識。知識份子懷才得展是好的,可是為了一展長才,卻不得不委身屈己,謀與既成勢力合作,則是許多悲劇的起源。當然,許多知識份子也有他們自解的理由,有的說由於他的加入,虎可以謀其皮,既成勢力可以改好; 有的說他的工作性質有益國計民生,是科學性質、經濟性質等等。殊不知他所得到的,竟多是得不償失、多是間接鞏固既成勢力、多是悔不當初。中國知識份子並未普遍學到「不降其身,不辱其志」的本領,這種本領的基礎,是能忍耐寂寞,能在必要時自毀──像「麝」一般的自毀,英雄寧無地用武,也不亂用武,也不降格用武。大盜尚且有道,又何況以衛道行道自命的知識份子?


三ˋ昧於盡忠

中國知識份子受了幾千年「忠君」思想的毒,對忠字的要求,十分普遍。普遍的結果,忠的範圍甚至不限於對聖上,甚至對主子也不例外。但是中國知識份子對忠的標準太感情化了,以致不辨是非,跟愚夫愚婦一般,只是一昧「愚忠」,而不崇尚理智的,大目標的盡忠。衡諸歷史事實,改朝換代多自叛臣而來改換之後,歷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現,此一忠,嚴格說來,乃是忠於叛,忠於一姓,忠於家族。可惜中國知識份子對這一點卻總不深究,他們總是要急於找個從一而忠的對象,而不是深究這個對象是否值得一忠?也不深究這對象所發生的事件(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)是否值得一忠?不但如此,威權者更靈巧的運用國字做招牌,誘使知識份子「精忠報國」,知識份子不深察,傻不雞雞的去賣命,他以為所賣命的對象是苦難的國家,因而做孤臣,做循吏,「鞠躬盡瘁,死而後已」。殊不知他們所應做的,該是理智的愛國主義者(patriot),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義者(chauvinist)和家族的忠僕!


四ˋ淆於真知

   中國知識份子的另一個大毛病是他們在本行上的失職。知識份子本應在思想上做先導,提供遠景,為國家決定趨向的。古代的有心人,早就標榜出「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聖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」的偉大抱負。但這些過於抽象的目的,若想達成,還需要進一步的細膩思想和具體理論。可惜在這方面,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做得太糟太差,到了近代,知識份子受了日本及歐美的影響,一時眼花撩亂,再加上求功心切,時髦是尚,大家一窩蜂似的引進他們自以為是的歐美思想,再牽強附會上傳統經典與思路,攪拌出一大堆大雜燴,惹得中國群眾目的熱而方法盲,教條林立、主義雜陳,鬧得天翻地覆。而真正西方的理性、自由、民主、人權、容忍等德目與實績,卻未能在中國生根。可見從世界主流標準來看,中國知識份子是不夠格的,他們淆於真知,不能做好思想的指向。


五ˋ疏於自省

   上面這一病症,歸根結柢,乃是中國知識份子疏於自省而來。中國的知識份子最不能察覺自己與時代的關係,因而常常走向知識的歧路,無益世道,也無益實學。歷來什麼易數、駢文、律詩、八股、心性、理氣、樸學、精神價值等等,都可以說是虛耗青春之學──「虛學」。虛學就是真知的反面,也是真知的絆腳石。中國知識份子不但搞虛學,竟還想用虛學來修身,齊家,治國,平天下,其不量力,已是十分明顯。中國知識份子如果能夠自省,應該察覺出什麼是他們力之所及的,什麼是他們虛學敗事的。國力的元素很多,知識只是其一,虛學鬧來的知識,甚至沒有力量可言。「救國救民」、「以天下為己任」有其限度,尤其是當天下這麼複雜的今天,更不是空頭的「己任」,過分的責任感所能「救」得了的。一個大學教授的影響力,甚至比不上一個電影明星;一個活生生的哲學系研究生的說服力,甚至比不上一個死翹翹的不入流的小說家。這些事實難道還不值得以虛學自傲的知識份子的反省嗎?

   以上所談中國知識份子的五種病,立論都從起碼著眼,低調著眼,並不以高調苛求。例如並沒要求「威武不能屈」或「殺身以成仁」之類,就可證明。因為連起碼這一點,若都無法修正,無法解決,儘唱高調,結果也只是高調而已。

   知我者曉波,是個認真思考的新一代中國知識份子。他想用知識來為中國前途求得答案,並以行動來印證這一答案。他的抱負是令人關切的。在我上面指出的這些病裏,我不知道曉波的努力能夠修正多少,解決多少?但我希望我不是掃他興的人。曉波出書要我給他寫序,以我跟他的交情,我不能寫「可以抒情懷」一類的序,因為曉波探討的問題太嚴肅了,嚴肅得使我不得不靜下心來,仔細察看一下曉波寫作的主題──中國知識份子的責任和信心一問題,而粗淺的寫出一點意見。曉波向以「時代的透視力」自豪,這次竟被我透視了一下子,想來也許不服。不過曉波的不服一點不值得擔憂,三杯老米酒一下肚,他就軟化了。千言萬語擺不平他,三杯黃湯就可以叫他肝腦塗地。可見制什麼知識份子,實在也無須什麼知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九七零ˋ五ˋ十,夜五時

(附記)
這是我代丁潁為王曉波「象牙塔外」寫的序。「象牙塔外」一九七零年七月由丁潁的藍燈出版社出版。


j按:
本篇曾經在 2003-12-15 10:21   李敖研究論壇
   ,以及 2004-02-03 17:02:44  李敖研究20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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